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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呵。”那女人把身子往后一靠，重新翘起腿，嘴角挂着一丝说不上是恼怒还是赞赏的笑，“我倒是小瞧了你。还以为是只小白兔，原来是条会咬人的狼崽子。”

    沈白薇没有接话，她在等。

    她知道这个女人会答应的。

    因为她们是一样的人，自私，算计。

    跟这种人谈条件，眼泪没用，只有捏住她的软肋才行。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，沈白薇戴着一块新的上海牌手表，拎着满满当当的皮箱，坐上了下乡的火车。

    继姐想要的新手表戴在她手腕上，冰凉的表面贴着脉搏，每跳一下，她就在心里算一笔账。

    沈白薇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隔着玻璃看着站台上送行的人哭成一片，她嘴角往上弯了弯。

    真虚伪啊。

    火车开动，站台上的人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化成几个模糊的黑点。

    她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，低头看了看腕上那块新表，这块表是她的战利品。

    在那个又湿又冷的乡下土屋里，她躺在硬得硌骨头的木板床上，听着外面田里的蛙声，一声接一声，叫得人心烦意乱。

    土墙上糊着旧报纸，潮气从墙缝里渗进来，被子永远带着一股拧不干的霉味。

    她不能一辈子这样。

    她不能烂在这里，不能变成田埂上那些佝偻着腰、皮肤被风吹得皴裂的农妇。

    不能变成那些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、喂完鸡鸭喂完猪、晚上倒头就睡连镜子都不照的乡下女人。

    她要爬上去，她要站到人前，她要过好日子。

    上大学是最好的跳板，她拼命挣工分，拼命表现。

    从那个女人手里讹来的钱和票证全用上，大队书记在推荐表上签了字。

    “白薇同志表现优秀，是咱们公社的好苗子”。

    沈白薇接过推荐表，笑得像一朵向阳花。

    上了大学，一切就能重新开始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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